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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问西东:清华芯片往事

芯流智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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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片来源:摄图网)

作者|林偕 来源|芯流智库(ID:xinliuzhiku)

萌芽:东渡留美

1980年代末,D到了伊利诺伊大学。

在芝加哥通往香槟的路上,满眼是看不到边缘的玉米地,一如浩浩汤汤的北大荒。早在民国初年,该校用晚清留下来的庚子赔款,培养了1/3的赴美中国留学生。

D的校友,除了竺可桢与华罗庚,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美国人——芯片发明人,杰克·基尔比。

D本来是要留在清华的。恢复高考后,他考入微电子专业,在几乎99%的师弟东渡赴美留学之际,D被视为好苗子留在学校,一路读到博士然后任教,每个月拿着100块钱的工资。

时值红色商人霍英东在大陆设立教育基金会,清华同事帮D填表申请了青年教师奖,拿着一万四千美元的“巨款”,他来到了美国。

那个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分两种,要么是硅谷,要么是华尔街。

只有1%的纽约留学生能够获得华尔街的门票,剩下的绝大多数,不管是学半导体的,通讯的,甚至化工的,辗转一番,大多来到硅谷,当起了“硅工”,D便是其中之一。

90年代初的硅谷,是岛内半导体创业者的天堂。专注于晶圆代工的台积电刚成立不久,各类芯片设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生长。50年代开始大批来美的岛内精英在硅谷浸润多年,登堂入室,占据着半导体界的半壁江山。

初来硅谷,D参与清华校友会,众人起身齐唱校歌,一听却懵了,不会,原来,这是中国台湾清华校歌《无问西东》。

1990年代中,D在硅谷扎了下来。他搞半导体工艺,这是他的老本行,轻车熟路,闲来申请专利便足家用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硕士生导师找D介绍一个芯片设计专家代为解决技术问题,他早有转行打算,书看了好几本,名词背了一箩筐,就是没有实操的机会。D壮了壮胆,自告奋勇一试,轻松搞定!

彼时,几位岛内精英和大陆老留学生,新成立一家芯片设计公司HW,看到D技力精湛,力邀“入伙”,负责图像传感器中最为核心的模拟电路设计。

清华理工男是天生的“肝帝”。D是清华的老辅导员,他招来众多电子系的学弟,组建了一支每周工作六天半、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的“游击队”,这个草台班子没有一个真正设计过芯片。

D再次发挥了辅导员的作用,每日与一众学弟教学相长。隔着一个太平洋,清华的校友圈子在硅谷迅速地建立起来。

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,HW势如破竹:

半年出样片,两年出全球首款,到了90年代末,已经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场。

上一代图像传感器为美国人发明,但被日本人垄断达20年之久,HW掀起了CMOS技术革命,快鱼吃慢鱼,不过五年,从日本人手中把市场夺了过来,成功上市。

原来,大多欧美日公司是纸老虎:只要你跑的足够快,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追上你。

上市后,D再次面临着人生的抉择。

另外一个清华辅导员邓锋晚上11点还在网屏(NetScreen)查岗的时候,北京的张朝阳把门户网站带到了中国,登上了《时代周刊》封面,上海的沈南鹏把在线旅游带到了中国,俨然明日之星。

西方主流媒体纷纷称颂中国经济巨人的崛起,回国的时候到了。

西雁东归的潮流,与正苦苦求索人才的中国官方不谋而合。在回国的一次饭局上,一位信产部的领导痛陈,2G砸了几个亿,收了一堆报告却没见进展,3G还是这样就没法向国家交代了!

D受到启发,马上回到硅谷招兵买马,碰巧遇上同样也在搭班子的老同学,P。两人一拍即合,成立了展讯。

这支硅谷的超豪华团队,对于回国充满了信心。

ESS和C-cube两家硅谷公司,率先研发出了DVD芯片,本来信心十足,却被一个横空出世的无名公司打败。

来自岛内的联发科在大陆推出了只要一块板子就能卖的方案,成千上万的珠三角山寨厂商趋之若鹜。相比于极难打进去的美国大牌,他们是代表中国市场力量的蚂蚁雄兵。

市场的力量是致命的吸引,回国建设则是始终不灭的心中热火。

P和D都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半导体博士,在80年代中后期游历四方,见证了无数芯片工厂和研究所的衰败。十几年过去,中国的电子工业体系更加残破。

曾经,他们毕业后无用地之地;现在,他们必须回来了。

在硅谷融资,首先绕不过去的是岛内华人。展讯第一次露面,就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承诺,投资人甚至提议,让一位在10年内卖了5家企业、身家数十亿美元的岛内企业家担任CEO。

第二天,展讯一队人马兴高采烈回到北京参加会议。在中国待了十几天,当他们风光地回到硅谷的时候,却发现融资被另一队岛内人马截胡了。

此后的进展急转直下。

投资人建议,展讯的大陆团队和那队人马合并,双方谈的昏天黑地,但一个来自火星,一个来自金星,谈判最终破裂。

展讯的初始融资正处于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寒冬,硅谷一片萧条,这队本来急欲回国的人马,开始变得犹豫悲观。

2001年3月,展讯的创始团队约定,如果一个月内再无突破,只能放弃。眼看着“中国合伙人”马上就要散伙,P决定最后一搏。

生长:唯快不破

2001年4月,P到了台北。夹在一群老头老太太组成的旅游团里,他显得小心翼翼,努力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
直到一个记者揪住了这个显眼的年轻人,用很重的台湾腔问他,他们此行去哪里玩,P带一口西北话紧张地作答。

入台的旅游团要求团进团出,当局对此非常敏感。出了机场,P赶到酒店,见一个老朋友。

这个老朋友,是联发科的创始人蔡明介。P在美国MobileLink工作时与蔡明介相识,此次来台,正是与他商谈为展讯融资的事情。

P拿出展讯十多个博士的创业团队名单,蔡明介心动了:

DVD芯片市场增长已趋于平缓,他将手机芯片视为潜在的第二曲线,但是对于能否做成,他心里没底。

如果联发科自己不行,为什么不投展讯?蔡明介做出了双面下注的决策。只是他没想到,这几个清华博士创建的企业,日后会成为联发科的最大对手。

展讯以最快的速度在上海滩扎根。

在上海市政府任职的清华学长江上舟,很早意识到了通讯产业的战略意义,往来于中美两地,在张江筑巢引凤。

展讯往上海派来一班清华老兵,对那些经过国内残酷筛选的本土新兵加以传帮带。在911恐袭后的严酷融资环境中,展讯仍然复制了12个月完成2.5G芯片测试的硅谷速度。

芯片出来,展讯与联发科的对决才刚刚开始。

如果说展讯的快是超音速,联发科的快则是地狱级别的光速。

2.5G版本手机最大的卖点是音乐,清华的极客们经过讨论,认为一定要搞一款支持双声道128kps的高音质芯片,吭哧了半天,突然发现市场上铺天盖地都是单声道32kps的联发科芯片。

开弓没有回头箭,等展讯做完,仗已经打完了。

这时,展讯发现,中国的山寨市场并不要求最完美的产品,在市场上奔跑的速度,决定了对战双方有和没有的问题。

痛定思痛,在MP4视频兴起的时候,展讯用Motion JPEG的图片连播技术推出了一个“准MP4”,得以与联发科瓜分市场。

在手机芯片的帐篷里,展讯与联发科两个高手对决,打得昏天黑地,门外却躺倒一大片欧美老师傅。

两个清华博士带领展讯在三年间一举突破了国外芯片巨头的垄断,接下来与联发科过招,必须更上层楼,在快中使出绝招。

那个绝招,就是创新。

一次,D带队去夏新那里拜访,滔滔不绝半日终于结束,这家国产手机厂商的总经理送D上车离开。正准备告别,这位总经理突然说到,你们能不能把两张SIM卡芯片集成为一块?

彼时漫游费很贵,双卡双待大受欢迎,但需两块芯片,这推高了成本。夏新的需求印在D的脑子里,回到公司,他开始苦思冥想。

一种方案,是在现有芯片上扩大10%的面积,但还是慢;另一种方案,是直接用软件实现。花了三四周时间,D拿着一款定制化的芯片交给了夏新。由此,展讯成为市场上第一个用软件实现双卡双待的芯片厂商。

如果展讯止步于此,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蔡明介所说的“一代拳王”陷阱:赚一波钱,然后开始平庸。

但是中国3G通信标准的尴尬处境,激发了展讯的斗志,冥冥中引导着这家还很稚嫩的公司找到了日后的第二曲线。

早在1998年,中国的TD-SCDMA标准被接纳为世界三大通信标准之一,五年过去,3G芯片不声不响。

眼看进展龟速,2002年,信产部领着大唐电信急匆匆地敲开外资芯片厂的大门,成立了两个合资公司,但芯片规划动辄以三年起步,遥遥无期。

没有芯片,中国3G便如一张废纸。

中国3G孤立无援,D在董事会前力主弃欧改中,与北京的大唐合作。当时,非典疫情汹汹,北京是重灾区,上海人不敢去,北京人出不来。

等了一个半月,望北遥遥无期,双方决定到上海市郊区的太阳岛会面,封闭两周拟定下方案。2003年6月,在空荡荒凉的度假区,一个激进的3G芯片方案出炉了:

6个月设计出芯片,12个月打通电话。

这个时间表捅破了天。高层派来10位专家车轮战式地盘问,聊完仍是将信将疑。不久国内的芯片圈流传着一个骗子海归公司吹牛皮的故事。

直到2004年5月,展讯的3G芯片打通电话,质疑烟消云散。但消息报到信产部,众人摆了摆手:哪有做出来芯片我们还不知道的,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

清华微电子的1969级校友在信产部任职,D和P约到这位师兄,一番交流下来,他大为震惊。接下来一个月,信产部迅速给展讯特批了一个2000万的项目。之后,他带着展讯的一路人马,在人民大会堂办了盛大的新闻发布会。

展讯3G芯片的推出,瞬间激活了死水,改变了中国3G的最大约束条件。

听到一个大陆公司搞出了芯片,外国厂商忙不迭跑步进场。从此,中国在3G的全产业链上逐渐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大国地位,这为其后中国标准在4G中的胜出打下了基础。

2007年,创业多舛的展讯即将上市,迫于董事会压力被退掉展讯股份的蔡明介,在一个会议上代表联发科发了一个要约,以两倍于IPO的价格收购展讯。

展讯当然拒绝了。

从美国回来的清华留学生真正把硅谷奇迹搬到了中国,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联发科这个最强对手。

是蔡明介,训练出了第一代清华归国芯片创业者的独步武功:唯快不破、颠覆创新、第二曲线但是展讯并不想成为一个附庸,他的使命,是继续走自己的路。

也正是在成功上市之际,风波的种子悄然埋下。

展讯诞生于经济泡沫破裂的前一年,创始人团队被稀释了过多的股权。展讯上市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前一年,上市后不久业绩的短暂下滑,让众多外资机构股东感到焦虑。一股暗流,正在悄然涌动。

有感于国内芯片创业者之步履维艰,D想起了北极光的邓锋。邓锋在2005年刚回国的时候便来找他入伙一起做VC,D无法抽身,允诺上市后半年加入。现在,正是时候:

既然芯片创业者面临如此严苛而恶劣的环境,为什么不去造一个环境?

织网:再造硅谷

2004年,在略显荒凉四下无人的张江,中芯国际来了25个硅谷顶级VC的投资人。

美国的风险投资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:通讯景气已过,互联网泡沫已起,生物医药投不起。美国的新兴产业青黄不接,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大陆却风景独好。

硅谷银行组织了一次六天中国行,数十名大佬考察一番,纷纷寻找本土投资人合作。

在美国早已功成名就的邓锋,正是那个被红杉挑中的幸运儿。

只不过邓锋志不在“代理”,决心创建自有品牌基金。刚回国,邓锋在他的老本行——芯片接连出手,无论是做通信芯片的展讯,彼时大陆芯片设计业的扛把子炬力,还是要做存储芯片IP的物理系师弟朱一明,都在这位硬核投手的射程范围内。

邓锋对执行力要求特别严,可以错,但不能扯,客户给网屏发来的问题,基本上不会活过一个夜晚。他特别偏好“在已有市场可以高速增长的颠覆式创新项目”。

但是,当邓锋准备下手时,却四顾心茫然。

创业板开板提供了退出通道,一时之间,热钱满天飞。投资人一窝蜂上去,投太阳能这类让人感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花哨技术。

邓锋在硅谷看了几百个新能源公司,一头雾水,他也不看好毛利极低、整合难度极大的太阳能光热行业,最终,他一家没投。

站在风口无处下手,对于邓锋来说还不算最大的痛苦。一帮清华的师弟创业遭遇险阻,是让他最无可奈何的:

如果清华的芯片创业者都不能投,中国还有什么有价值的硬科技公司?

硅谷归来的清华海归普遍有三“没过”:

没卖过东西、没管过团队、没混过江湖,三个毛病一个比一个致命。

金融危机期间,本已十分脆弱的清华系创业者再度遭遇重挫:

85级冯晨晖研发出地面电视芯片,却发现政策一变几十家公司都完蛋了,三位清华合伙人不得不拿房抵押数百万为卓胜微续命。

85级赵立新刚从中星微的ODM转型为手机CIS,格科微经历四十次失败,却还没帮中芯建立起生产工艺线。

85级舒清明正为两个多亿的存货焦头烂额,美国对手向兆易创新发来收购要约。

同样处于转折阵痛期的,还有清华77级大师兄L领衔的中投。

中投担负着政府外汇储备走出去的使命,第一单30亿美元投向了PE之王黑石,但仅花了一年时间这笔投资就损失了七成。

众口汹汹,有媒体批评中投“急功近利、热衷投机”,却鲜有人理解,这位18岁服役于南海舰队、28岁才上清华的L规划深远。

拿着国家给的美元在海外投资,就像一个鲜少出海的水手,却要航行于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。

除了黑石这个带教人,L还找到了与他同级的校友,在全球范围内不止不休,物色千里马。

真正的千里马,就在身边。金融危机期间,清华的芯片创业者虽马失前蹄,但他们身处于全球最佳的千里马培训营,TEEC(清华企业家协会)。

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,清华系创业者在硅谷形成了第一个校友组织:TEG,邓锋参与其中,是最早的创业导师。

随着80%的TEG会员回国创业,清华创业者在2005年校庆之际在北京成立了TEEC。

从TEG到TEEC,始终不变的是高“含清量”和“含硅量”。

即便到了国内以后,TEEC在成立之初有高达1/3的企业会员是半导体创业者。89级物理系朱一明的创业史,正与清华校友会在两地的发展如影随形。

兆易创新成立之初,受助于在硅谷华人圈颇为活跃的TEG。朱一明2004年刚辞职,便得到清华师兄李军1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,而这笔投资的出资人正包括了TEG成员。

随后,李军又为朱一明找到了一个出资10万美元的投资人,这位投资人认为朱一明“耳朵大有福”,将来必成大器。

朱一明苦苦探索之际,清华科技园的师兄薛军来硅谷考察。一天,薛军带着两个孩子在硅谷的宝马4S店看车,朱一明打来了电话。

在那一瞬间,薛军被这个他多次拒绝的师弟打动了。薛军与朱一明达成协议,兆易创新回到北京创业,清华科技园为公司搞定A轮融资。

在陌生的国内环境下,硅谷出生的兆易创新身犯诸多“小儿疑难杂症”,在将近半年的时间内没有业务,薛军十分焦急。

2005年校庆的前一天,利用探讨TEEC成立大会的契机,薛军邀请邓锋参与对兆易创新的A轮投资。一番奔波下来,薛军从TEEC校友那里,终于筹得了宝贵的92万美元。

此后,兆易创新屡遭挫折。但是在TEEC,像朱一明这样的青年CEO始终能够得到最好的“实战课程”。

TEEC的清华校友中很多是久经沙场的半导体老兵,每逢聚会之际,老一辈的校友便出谋划策,将产品定义、市场推广、融资管理等“企业家know-how”悉数传递。清华老带新的历史传统,又一次在芯片创业者之间得到了传承。

在TEEC这个绝佳的千里马训练营中,兆易创新成长迅速,这当然不会逃过大师兄们的法眼。

对于邓锋这个TEEC主席来说,对师弟们创业投资是最省心的,有了TEEC,项目获取和尽职调查,难度都被大大降低:

只要几通电话,创始人上学时上下铺是谁、饭量多大、有没谈过女朋友都知道了...

当然,清华系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的绑定,最重要的,还是清华的羁绊。

第一个投资兆易创新的李军,与多次加注的邓锋,同样都是被重振清华半导体影响力的梦想所激励。

在十几年前发给李军的邮件上,朱一明写到:我们观察到了存储产业从美国到日本,再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转移,现在,到了中国大陆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。

尾声

从1990年至今,清华系芯片创业者经过三十年的时间,在国营电子厂的遍地废墟上,最终重建了中国半导体的大厦,这栋新的建筑,是高度国际化且中西耦合的。

从此,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业界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,尽管这个地位的地基还不甚牢固。

从萌芽到成林,清华系芯片创业者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:

第一代创业者在90年代初纷纷出国留学,在大陆华人群体极其弱势的硅谷,清华的留学生素以“听话出活”闻名,因而在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华人创建的芯片企业中格外受欢迎。

但晋升的道路是漫长的,创业的道路是险阻的。在90年代的创业潮中,清华师兄带师弟冲了出来,并由此锻炼了一批技术人才。

在2000年开始的大陆创业潮中,以展讯创始团队为首的第一代创业者,将他们学来的硅谷模式搬到了中国。在与联发科竞争的过程中,展讯快速成长为一支具备本土化创新能力的劲旅。

在第一代创业者成功之后,他们通过TEEC这样具备高度凝聚力的校友组织,将“企业家know-how”系统地传递给了第二代创业者,并投资于那些知根知底的校友。

最终,在资本市场改革、中美科技交锋和国家工程崛起的多重背景下,清华的两代创业者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。

清华造芯的三十年,是全球芯片产业由西方向东亚转移的三十年。

清华系芯片创业者群体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,但是也相当程度上塑造了这一历史潮流。在这一历史实践过程中,台湾地区的华人始终如影随形,可谓“瑜亮”之争,却相互成就。

而在背后默默支持清华系芯片创业者的,是那些身在庙堂的清华校友,从江上舟、C到整个清华大学。

这所有的一切,或许都要归因于一句话:

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.

翻译成清华的语言是:

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。

编者按: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:芯流智库(ID:xinliuzhiku),作者:林偕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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